亲子鉴定要多少头发

文 | 李厚辰

前段时间，有两项与游戏相关的，堪称黑色幽默的“修改”在互联网上流传。

一项是某手游将对话中的“瘟疫”都修改为“痔疮”，便出现了“人心比痔疮更可怕”等让人哭笑不得的台词。而游戏《巫师之昆特牌》，也专门针对大陆市场做了图像的修改。这样的特殊设计，其实从2017年这个游戏上市以来就一直存在，这次却引发了许多核心游戏玩家之外的关注。

这些事情能“出圈”，实在是因为其粗暴荒唐。对原图的改造，全然不考虑表意的完整与基本画面的逻辑，因而闹出像“勺子捅人”这样足以让人发笑的图像。

不过如果只是指出这样特供图的荒唐，是不值得专门用一篇文章讨论。问题需要被引向分歧可能产生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获得新的共识。

这种粗暴而荒唐的内容控制，没有它看上去那样简单，这背后涉及一种当下常见的思维：即精神上的“以形补形”。

01.

无处不在的“特供”

除了广泛存在于游戏行业的，针对暴力和血腥的修改，与此相似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其简单，类似“精神以形补形”的思维，似乎看到画面、读到词句，就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一种最简单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玩暴力游戏就会引发人的暴力和攻击倾向么？是不是与暴力的画面接触越多，人的攻击性想法就越多？如果这种说法有道理，那么《昆特牌》的画面设计，不就是延续着同一种思路。

不仅是画面，用词也是如此。在电视与网络视频、音乐选秀节目中，有着大量针对歌词的“修正”，例如“给我一支烟”，改为“给我一只眼”，这可能因为谐音还不影响演唱，但将“爱恨都任你颠倒，全世界陪你堕落”改为“你正将水面颠倒，浮出该有的自我”，恐怕就要和歌曲前后词不达意了。

听到悲伤的歌词就会更容易悲伤，听到放弃生活的歌词，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放弃生活吗？早年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一首“禁曲”的传说，即可怕的《黑色星期五》，据称这是20世纪早期一位匈牙利作曲家谱写的曲子，在欧洲导致大量听众轻生，因此欧洲各国联合封禁了这支曲子的乐谱。

与此非常类似的，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对文艺作品的看法。即很多家长认为要限制学生在青春期阅读太宰治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将导致青少年罹患严重的抑郁症风险。同样也是出于一种”精神以形补形“的逻辑。

但就在两三周前，网上流传着一封初二女生的遗书，里面写道“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需要毁掉她的童年”，令人扼腕。但马上就有很多人申明，所谓按照“国际通用惯例”，不可以在网上传播轻生遗书的全文，因为这样的文章会导致其他人轻生的风险大增。如此看来，这和阅读《人间失格》导致轻生抑郁，有什么区别呢？

更不必说在更大的社会中，一直对社会公共事务有轻批判、重肯定的论调。认为批判使社会退步，而肯定使社会“蒸蒸日上”。

由此可见这种“精神以形补形”，可不是简单的，仅仅只针对一两幅暴力画作的修改，而是弥散在整体文化中的一种倾向。

《弗里达》

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最捡懒的方法，即“分级”，认为分级解千愁，将这种限制手段全数推给未成年人，好像成年人世界的自由就获得了保全。

且不说这里的发心到底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还是为了“保护成年人的自由”。我认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分级制度的可行性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虽然分级可以很好地解决暴力、情色等显性要素，但“悲观”“郁结”，恐怕不是依靠分级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对“精神以形补形”给予一个彻底的认识。

02.

“精神以形补形”的基础，感受的任意性

之前我们有很多文章讨论社会共识的形成，大家都感觉几乎无可能。而说到影响和改变他人，这也是很多人几乎都立即放弃的领域，那么人的思想怎么可能在一两部作品、一两首歌，甚至一段文本中就出现剧变呢？

“精神以形补形”这个词汇看上去简单荒唐，但实际上并不是。在今天这个普遍认为“道理”乏力，道理无法实现说服的环境下，我们会相信两种令人改变的方式，一是“顿悟”，二是“心理学机制”。

前者是小说和电影最喜欢塑造的情节，主人公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总是被微小的事情启发和影响，这是极端浪漫主义的，例如《心灵奇旅》这部令很多人感到共鸣的电影，主人公可不就是被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启发和改变吗？如果这些真的是可能的，阅读一部小说，观看一部电影，甚至短到一篇文章、一个金句，当然会对生活有巨大的能量。

这个词没有看上去那么荒唐，“改变你一生的”后面可以跟随各种不同的名词，也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被广泛地使用。既然我们都寻找“改变一生”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旅行、一首歌，并将这样的体验极端浪漫化，那么反过来，当然也可以有“搞砸一生”的一个瞬间或一句话，这自然令人担忧。

除了这样的时刻，我们还相信类似心理学的机制，即一切“非道理”的力量对人的改变，不管是行为主义的，心理暗示的，潜意识的。其“正面形式”，是类似于瑜伽、正念、积极心理学等样式，那同样，我们也可以设想负面的方式。

这样看来，《昆特牌》卡面图画的特别设计，不过就是避免不良心理暗示。而父母禁止子女阅读日本文学，是避免这种文化对人的“戏剧性”巨大浪漫影响，这和禁止轻生文本在网上流传，也是一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接受浪漫主义式的，“心理学”式的改变，就要接受文化与内容审核修正。

这一切都从一种不协调开始，生活中总是有很多不如意和痛苦。过去，宗教的方式让人接受痛苦，想到未来或超验的结果，能让现在的痛苦有点意义。

但从启蒙运动开始，我们似乎越来越相信自己有一种“经验的自由”，“想法”与“生活”不一定要协调，生活很痛苦，但可以将其“理解”或“感受”得很起劲，我们的精神世界有某种任意性，或是某些短暂的“火花”就可以点燃我们的整个生命历程。

这当然塑造出比宗教诱惑力大得多的生活图景，也就是无论你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都可以感到幸福。可以把心理学当作德国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技术化和科学化，为这个宏愿提供一个更可操作的手册与方式。就像一句“多元审美”，就可以让所有人不管环肥燕瘦、长相如何，都能放下外貌焦虑。

《秘密》

但一旦相信精神世界的任意性，那就必须接受硬币的正反面，我们当然可以依靠此种方法让“生活明明很糟，却还可以感到幸福”，那就也可能出现“生活明明很好，但却感到痛苦”。

这样的东西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物理学对象——“能量”，不管是针对文化，针对心态，还是针对“积极心理学”在人精神中积累的东西。我们发明了这个真正决定我们“感受”的东西，能量分为正负，而不是生活本身，能成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内容。

这不仅是一个个体的“理解”，却也可以是一种公共的感受，比如在家庭或亲密关系中，说“明明生活很好，没问题，但你非要多想”，或者在更大的社会中，“明明一切都很好，但你们这群人非要觉得不好”。

生活的实质问题，立即变成了“想法”的问题。那么靠调控与管理涉及“想法”的作品和文化，便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种针对想象，而非针对真实，通过理解和感受的任意性及其技术，以及所有对“正确感受”的要求，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象，不仅仅是文化审查。因为我们即便逃离了文化的“负面”审查，也会在构造自己的“感受任意性”中迷失，迷失在“诗与远方”“活在当下”“听从内心”之中，这是些比太宰治更为可怕的东西。

因为更可怕的从来不是“坏感觉”或“生活困境”，生活怎么会没有困境呢？

03.

“感到不错”是好生活的底限吗

不管是我们自己觉得状态不错，要激励自我，多交积极夸赞的朋友，远离喜欢批判抱怨的朋友；还是父母认为子女应该更好地理解生活，少看太宰治川端康成；还是主管单位认为社会需要更多正气，所以节目不要歌唱悲伤和死亡。

在这里，我们认为问题是“坏感受”，只要感受不坏，生活就不错。那么谁需要帮助呢？自然是“自觉”生活过得不好的人。但真的如此吗？

一个自觉生活不好，因而郁郁寡欢的人更需要帮助；还是一个自觉生活无比幸福充实，充实到要到处指手画脚，指点他人生活之糟糕，更有甚者还要积极介入，去“惩恶扬善”的人，更需要帮助？

这取决于我们理解的“生活底限”是什么，以及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感到不错”，而“感到不错”是一个正确的公共感觉，如果又相信精神世界塑造感受的任意性，搞些“精神以形补形”自然不在话下。

但如果这种境况需要以贬低他人为代价呢？尤其是如果贬低的还不是生活中实际认识的人。

也就是说，这种“感受的任意性”总会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人想象得足够坏，要么就是塑造“别看他光鲜亮丽，其实满身脓疮”，要么就是“别看他光鲜亮丽，都是巧取豪夺”，这真是两种塑造“感受”的不二法门。前者捍卫了“真实”，后者捍卫了“道德”，不仅“感受不错”，还与真理发生了些关系，这不就感觉更不错了？

所以生活的底限是什么？是面向自我，用尽方法让自己“感觉不错”吗？还是面向他人，重要的是同情心呢？我们需要的是“感受”的介入，还是“同情心”的介入？当然，这里同情心指的绝不是和自己最相似的人共情，而恰恰是与异质性的人和群体，因为对与自己最相似的人充满同情，大概也就是顾及另一种“感受”。

《驾驶我的车》

为何我会主张面向他人的同情才是生活底限，其中原因不少，我们可以先从“精神以形补形”开始。

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导致人的感受崩溃的，并不是“感觉不好”本身，而是其他人的要求，不管是父母、老板、男女朋友，还是更大的力量告诫你，“你现在很幸福啊，怎么生在福中不知福”。现在不是生活的问题，而是你自己“感受”的问题，你“应该”感到很好。这才是令人崩溃的一面。

而如果我们拥有同情心，则至少感兴趣的是人的生活困境，而非感受的异常，同情心就能让我们减少许多这种“感受的逼迫”。

其次，在这个土崩瓦解的环境中，真正带来生活问题的，就是一种巨大的同情心丧失，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生活困境有无限的不包容，因为他们赚钱多，因为他们曾经有罪，因为在想象中他们憎恨构陷我们，因为他们愚蠢，因为他们既得利益，甚至最简单的。因为他们过得比我们好。

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停止一切同情，为当下的伤害辩护，不仅辩护，还对任何形式的伤害喝彩叫好。这才是让我们生活失序的重要因素。

我们不仅已经体认这是“互害社会”，还故作冷静地认为，资源有限，不得不互害，只有进一步的胜利才可以摆脱；或更有甚者认为所谓“人性如此”，互害不可避免。我们放弃同情心，并对同情心再次作用完全抛弃。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我们又有什么可能认为自己可以保持“感觉不错”呢？到底有什么样的“精神以形补形”，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让人保持感觉不错？还是其实真正让人感觉不错的唯一方式，就是保持在优势一方，并持续地伤害他人？

所以不管是一个人面对自己，或是一个父母面对自己的子女，恐怕得失算计，和在得失算计上如何动用“精神的任意性”达成感觉不错，都不是这件事的关键。

当然我们也非常明白其中的难度，在一个普遍缺乏同情心的社会，当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不划算”的，在一个大家普遍高度同情的环境，拥有同情心才会有足够回报。

似乎现在保持同情是一种“愚勇”。

04.

人不是一台被指令控制的计算机

这需要我们换个方式看待“感受”。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作出抉择，但人恐怕没有自由“感觉”，可以好的东西觉得坏，坏的东西觉得好。说到底，最后想做何“感觉”，取决于人怎么抉择他的生活。

今天的人感觉“虚无”，感觉“人间不值”，恐怕和太宰治没什么关系，这是一种现代生活形式内含的价值缺失。在这种生活形式下，看太宰治会觉得心有戚戚，甚以为然；看梭罗会觉得自己永无可能如他一样，好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看积极介入生活、功成名就的经历，恐怕都觉得和自己无关。

可见人不是一台输入指令就可以控制的计算机。一旦生活形式确定了，ta的想法和感受就已然确定，这个时候看什么都不会有区别，因为康德讲过二律背反，真正有任意性的不是“感受”，而是理解。

人在生活很丧的时候，看积极的东西不会积极，反而倍感压力；而在积极的时候，看消极的东西，反而反衬自己活力满满。感受是一个不可以操弄的东西，生活是什么样，感受就是什么样。

而生活是什么？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是最看上去琳琅满目，又一潭死水难以改变的东西。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才想要生活不变，感受改变，去搞些“以形补形”的东西，以求速胜。

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我们自己、父母、师长以及更大的权力，来对我们的“感受”提出要求，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一种“生命政治学”吧，权力最终将直接对“感受”提出要求，这已经不是精神的以形补形了，这是以形塑形。生活中常常面临的种种特别设计，就是这个以形塑形的努力。

《祈祷落幕时》

如果这让你难以接受，你能改变的不是形，而是生活。但自己生活的改变又谈何容易，恐怕在这里最容易改变的就是同情心了，依靠对他人生活的真诚观想，以达到拓宽自己生活的可能，这已经是最容易的方法。能抵抗无处不在的“感受的逼迫”，正是同情心。

因为同情心的生活，让你至少可以摆脱两种最糟糕的感受，愧疚与后悔。如果有一种生活是以较少的愧疚与后悔构成，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吧。

文章头图来自《弗里达》，编辑：苏小七。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