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飘荡在祁连山谷的歌声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中国领导人一般都经过了多个地区和部委领域急难险重的考验，从几千万党员中遴选而出，每个人发展的途径各有不同。《温家宝谈教育》《温家宝地质笔记》这两本书，就生动再现了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挚爱的事业，记录了他中年一段18年的历程。

作者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的一个书香门第，爷爷曾在村里经营乡村小学。作者上学时家境贫寒，父母和作者的三个兄妹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米的小屋里。抗战时期，日军将全村人集合在村头空地上，四周架起机枪，作者的外婆家以及爷爷办的乡村学校都被化为灰烬。

青少年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作者曾在南开中学就学，对其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南开三十周年校庆上，校长张伯苓宣布“公”和“能”为南开校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精神促使作者形成了独立思考，探索真知，追求真理的气质。

作者的家人曾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1960年爷爷因脑溢血去世时，是作者匆匆把他背进了医院。多年后，他在爷爷的档案里看到了装的满满的一篇篇“检查”，小楷写得十分工整。父亲在1960年因所谓“历史问题”停止教学被审查，后送到郊外农场养猪。作者考上大学时，赶到离城很远的猪场向父亲告别，父亲又请假回家帮他收拾行装。他们身上，都有着那个时代复杂而深刻的烙印。

北京地质学院，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有关院系合并而成。1960年作者考入该院地质系。由于第一学期染上肺结核，学校让他住到隔离室，不能到教室上课，但作者依靠自学，仍在期末考试时，各科都取得优秀，并且通过锻炼，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这是命运赋予他的试金石。

大学毕业后，作者在西北戈壁地区地质部门工作14年，看到辛苦的农民为了买酱油和盐要跑很远的路，拿着几个舍不得吃的鸡蛋到地质队来换钱，他心里格外沉重，深感民生疾苦和稼穑艰难。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感情积淀，使他在担任总理后不久，决心取消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农业税，推进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致力于建立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苦难和忧患并不是杰出人物成长的绊脚石。祁连山主峰在5000米以上，作者每天早饭后，带个馒头上山，去填图作业，饿了就捡些干柴烤烤吃上几口，下午两三点钟背上一包石头标本返回。有一次疏勒河水暴涨，作者抱住牦牛脖子，全身浸在水里，险象亘生……这使人想起，1998年抗洪抢险时，他十三次到抗洪一线，八次登上荆州大堤指挥抢险的情景。

书中写道：“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书中充满田园牧歌的场景纪录，美好而充满诗意，连绵数千公里的祁连山，融入了作者冰雪般纯净的心灵。

人们并不赞美磨难，而是欣赏那种在磨难面前不低头的勇气和坚韧。走向强国必须要有杰出的一代代领袖人物。在温家宝的总理任期内，中国在世界的排名由第6位跃升为第2位，这是世界舞台上最受人瞩目的一台历史大戏。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匆匆赶到北京西郊机场，飞机起飞后，他对身边的记者说：今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突然感到晃动，还以为是血压高了，但很快看到了报告，给四川的刘奇葆书记打电话，他正赶往灾区，可一会就打不通了，我想灾情一定很严重……

新华社摄影记者姚大伟那次跟随赴灾区，详细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下飞机后，大家登车向震中出发。路上满目疮痍，许多泥石流和塌方，作者无奈地走下车。此时日暮乡关，在地上铺开地图，打着手电辨识方向。一阵山风掠过，吹起地图一角，人们拿出几个矿泉水瓶子压在地图上……

在都江堰的不眠之夜，工作人员找来两床军用被子，铺在面包车上。凌晨一点多结束会议后，他吃安眠药后上车休息。凌晨4点多起床后用湿纸巾擦把脸，赶到现场看望灾民。他那几天的举动成为凝聚国家意志，焕发人们抗震救灾精神的巨大召唤。

在美国，只要出生在本土并生活14年以上、年满35周岁就可以竞选总统，当然要经过频繁的演讲、辩论，让选民们千挑万选，实际上也是评比候选人的资治能力。在英国，要成为首相，先要成为政党领袖，再领导本党参加议会选举，并在650个选区中获得多数票，赢得议院多数地位。在中国，要风雨兼程，确保履职不出大的风险，这确是中国的功夫。

我在收到作者秘书送来的签名书后，掩卷沉思，为什么温家宝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细节总是那么感人？大概因为他有着让人感动的经历，对公平正义和生命尊严都充满了敬畏。他的著述是用双脚走出来的，让人听到了祁连山脉的诉说，还有飘荡在祁连山谷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