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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同在血雨腥风的漫长革命史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几十年后，人们拍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来纪念、歌颂那些动荡年代里的大人物们。在屏幕里，正派总是无私的、坚定的、强大的，会为了大爱和信仰，付出自己的一生。反派则是阴险的、厚黑的、自私的，他们有错误的信仰，归根到底求的是自己的利益。

　　好人们会在就义时挺胸抬头，面露笑容，因为牺牲得伟大。坏人们遭到审判时，享受的是所有人的鄙夷、唾骂，因为坏人死了，大快人心。

　　1949年5月，朱大同在上海闸北送公园被国民党以“通敌叛国罪”公开枪决。枪决现场来了很多的上海百姓，人们义愤填膺，用尽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叫他“卖国贼”、“汉奸”、“走狗”。

　　人群深处，藏着一张西方面孔。这张面孔上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漩涡中心的朱大同。

　　这个西方男人叫哈里森福尔曼，从美国来。很多年以后，他被人叫做“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

　　朱大同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死亡而颤栗，反而显露出和同行被枪决的人完全不同的平静。他体面地签了自己的名字，体面地走上刑场。走着走着，脸上突然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笑容里像是满足，像是解脱，像是成功后的喜悦，也像是面对死亡前的恐惧。

　　哈里森福尔曼拍下了他的笑容。

　　这张照片成了这位革命史中的小人物，最具传奇色彩的留影。

　　一个被所有痛骂的汉奸走狗，却在赴刑场的路上，露出了英雄一样的笑容。照片背后的故事，随着朱大同的死亡，成了永远的谜。

　　艺术源于生活，但真实的世界从来都比屏幕里更加波澜壮阔。

　　1907年，朱大同出生在安徽萧县李楼乡朱庄村。

　　朱大同家庭不富裕，但也并不拮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开始，但新的时代已经站在了世界眼前。那一年，孙中山发动的黄冈起义失败。梁启超在东京喊出：“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

　　朱大同在那时候算是个幸运的人。他早早被家里送到了学堂，接触文化知识，让他已经领先了那时候的很多小孩。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朱大同没有继续学业。初中还没毕业，他就到了乡上的小学里做起了教师，还做起了当时的训育主任，类似于如今的教导主任。

　　朱大同的青春期度过在一段炽热的年代。

　　1919年，朱大同十二岁。

　　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27个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协约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会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严重侵犯了中国利益，中国代表拒绝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

　　不久后，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随后席卷了全国。

　　那时的朱大同正在小学里工作，

　　眼看着中国变化，对能救国的共产党也心向往之。

　　1928年，十九岁的朱大同终于接触到了这个心向往之的组织，在王寨小学正式成了党员。入党后不久，他又去了另一所小学教书。在新的学校，作为党员的朱大同积极发展党小组，帮助党内进行信息传递、工作部署等党内事宜。

　　朱大同后来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时才刚刚掀开帷幕。他思想开放，头脑灵活，做事也靠谱，他受到了重用。1931年，入党才三年的朱大同，就已经成了徐州特委巡视员和萧县的县委书记。

　　那时的朱大同才二十三岁，正是大好年华。朱大同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也还年轻，他要做的是更大的事。

　　1932年，日军攻占了锦州，占领了青岛，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日军的野心路人皆知，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做出动作，反而将矛头对准了逐渐崛起的中共。作为爱国人士，国民党政府的做法让人寒心，作为共产党员，朱大同自然也想做出自己的动作。

　　这一年，朱大同牵头，在萧县策划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暴动。可惜朱大同毕竟还年轻，也没有参与过其他较大的革命活动，这场暴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暴动失败后，朱大同一路逃到了连云港，在那里躲了两年。

　　那时候，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发严重，很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都提心吊胆。

　　1934年，躲了两年的朱大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环境下，选择了背叛中共，投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中统的一名特务。

　　投靠国民党后，朱大同依然发挥出了他的官场才华。没用到两年，朱大同就在徐州特务室当上了视察员。除了自己的能力，晋升如此之快的原因还有朱大同对中共党员的“残忍迫害”。

　　当年的革命信仰一瞬间仿佛成了“黑历史”，朱大同拼命做“投名状”，他似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越爬越高”。

　　在徐州特务室做视察员期间，朱大同多次设计逮捕中共党员，让自己也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设计逮捕了郭子化。

　　当时的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在枣庄市开设了一件同香堂中药铺，明面上是药铺，其实是为进行抗日工作做的掩护。

　　郭子化被逮捕的事，更加推动了朱大同在国民党内的仕途。

　　1939年，朱大同在徐州特务室已经从视察员升到了主任，还专门带领了一个行动组，许大同是组长。升职的速度在国民党内部也是相当快的。

　　晋升快，是有原因的。身处国民党，还是“叛共”过去的人，朱大同在“如何立功”上拿捏得死死的。成为徐州特务室组长后，朱大同悄悄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当时作为共产党员工作地的萧县进行活动。

　　那时国民党县党部在徐州的油坊开设了一个训练班，朱大同就趁这个机会，偷偷潜伏下来，发展了很多中统的特务，没有拉拢到的，也想尽办法培养成了反共人员。通过这些人，朱大同四处散播对我军不利的言论。

　　（抗日战场）

　　当时国共正在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朱大同做的这些，严重地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

　　1940年，朱大同正式回到萧县，成了萧县的县长。任县长期间，他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为人所不耻的文告。

　　这些文告里，朱大同用尽办法，极力抹黑、污蔑我军。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受到朱大同的负面影响很大，严重破坏了我党的抗日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更加过分的事情。

　　1941年，朱大同已经是国民党中统的小高层了。仕途上顺风顺水的朱大同开始一时间风光无两，经过对共产党员多年的迫害，国民党组织上似乎也忘记了他从前的身份。

　　那一年，新四军四师东撤。撤退的军队正是虚弱的时候，萧东办事处也还立足不稳，朱大同抓住软肋，亲自带着两个营的兵力，攻打撤退的新四军四师。

　　新四军自然没让朱大同达成妄图“一口吃掉”的野心，但经过此事，朱大同在国民党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结果没风光多久，朱大同就遇到了坎。

　　同年6月，朱大同和警卫员以及几个学生被日军逮捕，朱大同立刻投了降。后来，朱大同登报公开表示自己投靠日本人，日本人才放他出来。

　　（日军）

　　再次回到萧县后，朱大同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汉奸”。

　　两年后，朱大同又被调到了宿县，任县长。投靠日军后，朱大同在萧县已经被人叫“汉奸”，但还是想尽办法反共。去了宿县以后，更加如此。

　　这一年的朱大同36岁，已经变成了“杀人不眨眼”、“满手国人鲜血”的“汉奸”和“叛徒”。

　　根据我党对朱大同一生的概括，这时候的朱大同，内心一定是痛苦的。

　　1949年，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大势已去，蒋介石已经开始准备撤退台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四分五裂。

　　自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不满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中国国民党进步人士。这些进步人士悄悄联合了起来，倾向联共反蒋，成立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1949年2月，朱大同就像当年突然投靠国民党一样，突然加入了这个革命同盟，并担任起了江苏省的支盟委员。

　　当时，我党的百万雄师已经快要跨过长江，国民党内也是人心惶惶。朱大同看准了时机，为了迎接解放军渡江，提前发动了对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

　　朱大同上一次发动武装暴动也是正义的身份，敌人也是国民党。

　　那一次他失败了。这一次他也失败了。

　　1949年4月5日，发动武装起义后的两个月后，朱大同在无锡下塘被捕，后来被押送到上海。

　　1949年5月，朱大同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通敌叛国”罪判死刑，在闸北送公园公开执行枪决，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汉奸还是地下党？

　　如果仅看朱大同一生的经历，在1949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处决后，朱大同的身份的确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朱大同牺牲后第是6天，上海就迎来了解放。五个月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新中国成立。

　　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似乎没人还记得朱大同的名字，最多只有任还记得几个月前的闸北送公园里枪毙了一个临死还笑的汉奸。

　　1950年，上海市政府追封朱大同为“烈士”。

　　朱大同的身份开始扑朔迷离起来，民间一片哗然。

　　时至今日，仍然有关于朱大同身份的争论。关于他身份的争论里，主要分为三个观点。

　　1，汉奸。

　　2，墙头草，“三姓家奴”。

　　2，地下党。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朱大同的一生。

　　1907年出生。

　　1928年，十九岁，在工作的王寨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去了张寨庄小学教书，并在那里组建党小组。

　　1931年，就已经做到了徐州特委巡视员和萧县县委书记。

　　1932年，组织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暴动，但失败，后来躲到了连云港。

　　1934年，白色恐怖下，积极的革命分子朱大同突然选择投敌，成了中统的特务。

　　1936年，在徐州特务室当上了视察员。同年，逮捕了郭子化，当时郭子化在枣庄市开设同香堂中药铺，实际上是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

　　1939年，在徐州特务室当上了主任和行动组长。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在徐油坊办训练班，他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发展起特务组织，培训反共骨干，发布反共言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5月，任萧县县长，先后发布了三个文告，文告内容对共党极尽造谣污蔑。除了文稿外，他的立场也很坚定，经常制造反共摩擦，想办法破坏影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新四军四师东撤，他趁机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去攻击新四军。当时的萧东办事处立足还不稳，他想一口吃掉。6月，朱大同和警卫员以及几个学生被日军逮捕，后朱大同登报声明自己投日。

　　1943年，任国民党宿县的县长，在其间传闻残害了多位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战士和群众。

　　1949年2月，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任江苏省支盟委员。当时的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了长江，国民党大势已去，朱大同为了迎接解放军，也发动了了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

　　1949年4月5日，朱大同在无锡下塘被捕，后来被押送上海。

　　1949年5月被国民党以“通敌叛国罪”执行死刑，公开枪决于闸北送公园。

　　从经历来看，朱大同确实像一位“识时务”的“墙头草”，国民党打压我党时，投奔国民党。日军打来时，给日军做“走狗”。我党百万大军势如破竹渡长江时，又调转枪头武装起义打国民党反动派。

　　很多人质疑的点都很好理解：如果他是汉奸或者手染诸多党员鲜血的“墙头草”，为什么会被追封为“烈士”；如果他是地下党，为什么会那么打压、杀害中共党员。

　　二十一年后，这件事的答案才确定。

　　1981年，民政部再次追封朱大同为“烈士”。如果第一次有错，那么时隔21年再次追封“烈士”，足可以说明朱大同的身份了。

　　在上海市地方志的资料里，记载了诸多英雄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大同”的字样，职位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人们开始挖起朱大同做过的迫害中共党员的事，但也有人出来澄清。据说，当年朱大同抓捕的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只是为了做给国民党看。当时朱大同并未虐待他，并且暗地交代了一些信息，才放回郭子化。

　　后来投奔日本，也是被逼无奈。

　　据当时和朱大同一同被抓的警卫员所说，当时和他们一起被困在红薯窑里的，还有一些学生和当地的农民。日军朝厘米那开枪，虽然没有打死人，但也让人受伤了。朱大同为了众人的安全，只能自己出去交涉。

　　出去之前，朱大同交代好了众人怎么应对日军的盘问，然后只身走出了红薯窑。后来日军盘问警卫员，警卫员咬定自己是农民，在日军的部队里干了几天活儿，才和众人一起被释放。

　　更多的事，地下党员朱大同为了我党做的秘密工作，也成了永远的秘密。

　　朱大同牺牲五十年后，已经两度被追封为“烈士”。

　　1999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离退休干部处出版了一本发行一千本的书《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

　　书里，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许闻天，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史永，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邓昊明等人，都为朱大同的身份提供了证明材料。

　　朱大同同志，十九岁入党，后为我党地下工作者，1949年牺牲。

　　回到文章开头。在血雨腥风的漫长革命史中，朱大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甚至被人误解了一生，直到临死前，都被人唾弃，被人叫“汉奸走狗”、“卖国贼”。甚至在死后的几十年里，身份也受到争议。

　　作为地下党员的几十年里，朱大同受到多少误解、辱骂、折磨，内心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孤独、煎熬，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作为中共党员，他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这件事，他是用艰难的一生来证明的。

　　赴刑场时，朱大同突然露出的笑容，也许是一种不用再伪装的解脱。救国事业已经完成，从此以后，脱下面具，光明正大的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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