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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安理会前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院士马凯硕近日出席“团结香港基金”论坛纵论中美关系，

　　在论坛间隙，马凯硕在回答提问者问题的时候说，“中国一定会赢，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美国人对中国有种难以言状的恐惧心理”。

　　外交官最忌讳的就是说太过于肯定的话，那么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家，马凯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断呢？美国人到底在害怕什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能赢？马凯硕认为，引起这种恐惧的表面原因看似有很多，但细细探查这种恐惧的根源，就是中国崛起带来的非西方制度的釜底抽薪。

　　西方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已经统治世界五百年了。如果说特朗普刚掀起贸易战的时候，美国人依旧保有自信，对中国的敌视更多的是出于中国人抢走美国国内工作机会引发的不满以及中国逐步接近并超越美国带来的嫉妒，那新冠疫情的到来彻底把这种不满转化为恐惧。

　　美国人真正恐惧的，是非西方制度的治理效果居然比西方模式更好，这真正动摇了美国人自信的根基。

　　有时候，喜剧演员可能比任何外交官都更擅长解读外交政策问题。美国谐星比尔·马厄(BillMaher)前段时间就中美关系有过一次的经典吐槽，一下子就抓住了美国害怕中国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可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美国则整天在内耗。马厄讽刺道，对于美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而言，执政已经成为了体育竞技、娱乐或仅仅是无脑的幼稚游戏，这种政治制度的扭曲是一个帝国衰落的前兆，美国没有办法靠“例外主义”的余晖为生。

　　去年以来，全世界都遭受了新冠肺炎的袭击，这次大规模的疫情，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二月扩散至全球后，成为了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全世界在新冠疫情的面前经历了一场无差别的制度大检验，欧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伪善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世界面前。正如张维为教授所说，这是一次开放式的体验式的关于制度自信的公开课。

　　制度包括国家政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中美在新冠疫情中表现、态度和结果的差异实质上就是制度差异，引发美国人恐惧心理的也正是这种差异。相比于美国，中国有四大制度优势，足以颠覆西方制度的统治。

　　首先，中国的民主制度是结果导向的民主，更加符合民主的真谛。人民民主专政带来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这一优势真正确保了民主的真实性。

　　欧美式的民主制度起源于古希腊，发扬于启蒙运动，其实质上是一种具有迷惑性的程序民主，是统治阶级哄骗被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公民的个人利益和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相互矛盾的。

　　在这一制度下，欧美政府的确是按照程序做事，从来不违背民主程序，但同样也不需考虑普罗大众的利益，只需要对统治阶级负责，职责就是完成规定的程序。所以，即便本届政府怨声载道，民众最多可以罢免这届政府重新选举，而新政府依旧代表的是统治阶级利益，依旧会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民选政府竟然会推出令人难以相信的群体免疫政策，想要使六成的英国公民患上病毒，从而获得群体免疫来战胜病毒，简直是视人命如草芥，其本质上就是牺牲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来减少对经济的损失和对资源的损耗，以保证英国统治阶级——资本家和旧贵族的利益。

　　可笑的是前不久纽约时报还指责中国对于武汉封城政策是侵犯自由移动的权利的行为，而英国政府这种在西方语境下直接侵犯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却被西方媒体熟视无睹。这种视公民生命若无物，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西方媒体怎么美化，在政治和哲学上都是恶的，在中国的制度下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相比于西方的程序民主，中国的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结果民主制度，党和和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人类有史以来只有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在目标上就申明要保障人民的利益，有了这一立场，就切实实现了了中国民主制度的真实性。

　　况且，相比较于财团和舆论喉舌控制的西方选举程序，中国有非常健全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可以保障各项民主程序的落实，不仅在结果上比西方正义，在程序也要正义得多。

　　其次，中国的政党制度避免了“党锢之祸”和派系纷争。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有助于聚集力量办大事。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对于一切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也因为自身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具有强大的公信力。

　　去年党中央一声令下，“五省通衢”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繁华交通枢纽城市实现了彻底封城，有效控制住了病毒的扩散；基层党组织总动员让14亿中国人自觉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解放军陆军空军齐出动运输紧急设备和物资；

　　数万名党员医生在第一时刻奔赴前线；党号召大量的工人仅花费十余天就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战疫”一线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在党的领导下无数人为打赢抗击疫情战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却无怨无悔。再看欧美制度下的国家，党政分离政府没有执行力和公信力。在日本，在安倍晋三宣布学校停课后，仍有日本地方教育部门不听命令继续组织学生上课；

　　在意大利，政府宣布封城后，市民竟然在街区上举办排队庆祝放假，把政府的警告当耳旁风；在德国，体育比赛仍在举行，音乐会仍在举行，演出仍在举行；美国就更不必说了，前特朗普政府躺平了不管民众死活，拜登上台后再怎么呼吁，红脖子们都觉得他在撒谎。

　　相比之下，历史经验证明，在面临新冠疫情这类巨大灾难之时，中国的政党制度能有强大执行力，这是是我们巨大的制度优势，党领导一切集中力量办大事，带领我国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步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美式制度总是陷于党派纷争，你方搭台我拆台。

　　热播美剧《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ofArabia)中有经典的一幕，那就是劳伦斯告诉他的贝都因盟友，只要他们的部落继续争吵不休，他们就仍然是一群“愚民”，无法在这片栖息地的争斗中生存下来。

　　这一幕在美国网络上引起热议，美国网民借之讽刺美国两党的相互拆台与争吵，让美国人民变成了“愚民”，让美国无法在21世纪的竞争中获胜。

　　中国的经济制度集百家之大成。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是处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下，新冠疫情中，我国的医院、卫生所等各种各样公共卫生部门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地拼劲全力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而这种情况在西方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美国的医疗系统基本都是私立医院，必然要考虑经济效益，怎么治疗，用什么样的药，请什么样的一生，完全看你出多少钱，美国的公立医院则类似于我国的卫生所，起到的是兜底作用，根本没有资源可以投入到疫情防治中来。

　　我国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生计的行业和领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国家都可以不顾经济效益保证对人民的通水通电通气供暖等基本生活需求，只要有能力绝不让人民受苦。

　　更别说具有雄厚的资本大型国企，甚至喊出来“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的口号。国有企业在疫情期间迅速复工复产，不计成本和疫情风险建立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生成产线满足防疫的需要，并加班加点研制出疫苗，我国能快速走出疫情，广泛接种疫苗，离不开国有经济的支撑。

　　最后，中国的文化制度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凝结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目前实行的制度在历史、传统、国情三方面都有很深的土壤，和中华文化是非常契合的，有根、有源、有生命力。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进程中积淀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信念，

　　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深深契合在一起，具有崇高的道义优势；中华民族逐渐演化出来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使得中华文明永远传承，且在今天越来越有吸引力。

　　当今中国的文化制度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紧紧凝结在了一起，使得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越大时，我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

　　在本次疫情中，一省定点援助一市、人民群众自愿捐款捐物、医护人员的奋不顾身走上前线、海外华人守望相助，都证明了中国现行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积极的一面。

　　通过此次“战疫”，全世界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制度优势。自诩为“山巅之城”、“人类灯塔”的美国却在疫情防控上丑态百出，反映出来西方制度的弊病丛生。

　　其实，目前环顾世界，应该说治理难度最高的是西方模式。

　　西方自诩是一个所谓的“开放社会”，要把开放社会的面具戴得稳当，就要把那些表面文章做到位。然而，越做那些民主程序的表面文章，其治理难度越高。除了上述的与中国模式相比西方模式的那些不足，今天西方模式的问题还源自于自己内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首先，绝对民主一人一票导致当权者能力的平庸化。按理来说，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应该是政治能力，但是人数众多的是大众而不是精英，所以，大众选择领导人的标准以及资本权贵影响大众好恶的能力就决定了领导人会是谁。

　　然而普罗大众通常只看眼前收益，缺乏长远目光和国际视野，然而，真正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是关注执政国家的长远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就更要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国内问题。

　　因而，近年来选举的结果往往是民粹色彩能说会道的政治人物获胜。不仅如此，种族、宗教信仰、公关能力都成为决定性因素。特朗普没有行政经验，完全凭一张嘴战胜经验丰富的希拉里。

　　其次，西方决策模式需要遵循所谓“程序民主”，但多数民众觉悟总是迟滞的，然而危机需要当机立断。例如，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已经认识到美国面对的问题，决定进行改革。结果引发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错失了变革的良机。

　　等到特朗普担任总统时，美国财政其实已经破产，只能破罐破摔。现在为西方模式辩护的学者也往往说，西方还有希望，只是危机程度还不够，只要危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民众就觉悟了，政治人物就会放手解决。

　　确实，这在另一个西方国家——法国有先例。二战结束后，领导法国解放的戴高乐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法国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但他却被逼迫下台提前退休。直到十多年后，法国遇到生死攸关的危机，发生军事政变，国家举债度日，戴高乐才应邀出山进行改革。

　　相比之下，只要中国领导人有革新想法，就能立即行动。但在西方，只有当绝大多数老百姓想清楚了，领导人才能采取措施，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西方体制下，要么优秀的领导人不能当选，要么他们可以当选，但却在人民的短视和自私下无所作为。

　　当如同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如火如荼地爆发时，领导人的能力和整个国家机器却已经难以应付了。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就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凯硕所分析的：

　　“特朗普现象是长期经济困顿与外部危机四伏形势激荡下的集体非理性反应，如果继续受到政治狂热分子的鼓动，这股洪流最终有可能将美国政治一步步带向极端仇外与镇压异己的民主崩坏道路上。”

　　西方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体制弊端并不止这些，例如政策无法延续，无法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规划。

　　最后，从经济的角度看，目前全世界的一个大趋势预示着西方模式的未来，那就是西式制度的支柱——中产阶级正不断消亡。2015年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社会的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美国社会开始从纺锤型变成了沙漏型。

　　美国政治学家巴摩尔有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当年之所以妄言“历史终结”，也是认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后马克思的言论就不攻自破了。当中产阶级消亡，西方模式必然难以存活。

　　二战后的美国如日中天，当年美帝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黄金储备、工业品制造、国际贸易总量和债权总量。但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新冠感染数、枪击案数量、军费开支、国家债务和红脖子人数。这个变化，难道还不昭示着美国制度的未来吗？

　　其实当一种文明衰落的时候，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只要深入当地生活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得到，马凯硕在美国待了三个月，就能清楚得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有种难以言状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就是对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时的那种无所适从。

　　所以，不管西方宣称自己的制度模式如何占据道义制高点，一个无法生存和不可持续的制度再“良善”又有何意义呢？一个连给自己国民、自身文明以安全感的制度又有什么未来？

　　至于未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制度是无法持续的自我崩溃，还是被外来文明所取代，还是被极右再次崛起所终结，也只不过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美国社会广泛出现的恐惧心理是正常的，借用马凯硕的话，“美国人是时候适应世界不被西方统治的时代了。”

　　文/南宫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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